方孝孺，一个在明朝历史上如雷贯耳的名字，以其刚正不阿的气节和宁死不屈的精神，成为了忠诚与正义的象征。他的一生配资宝，与时代的风云变幻紧密交织，在权力的漩涡中，用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悲歌。
1357年，方孝孺出生于浙江台州府宁海县的一个儒学世家。其父方克勤是当地名儒，在洪武年间担任循吏，清正廉洁，深受百姓爱戴。受家庭环境的熏陶，方孝孺自幼便对读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展现出超乎常人的天赋。五六岁时，他便能作诗，九岁时更是能熟练背诵五经，出口成章，被乡人称为“小韩愈” ，其才名在当地渐渐传开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方孝孺越发渴望在学问上有更高的造诣。听闻宋濂的大名后，他毅然拜入宋濂门下学习。在宋濂的悉心教导下，方孝孺如鱼得水，他勤奋刻苦，日夜钻研儒家经典，常常沉浸在学问的世界中废寝忘食。他的才华和努力得到了宋濂的高度认可，在宋濂众多门生中，方孝孺脱颖而出，成为最为出众的弟子之一。他不仅在文章写作上展现出卓越的才能，其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见解，也让先辈胡翰、苏伯衡等自叹弗如。然而，命运却在此时给了他沉重一击。父亲方克勤因“空印”一事牵连被判罪处死，这一噩耗如晴天霹雳，让方孝孺悲痛万分。他暂停学业，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家乡安葬，守孝期间，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，但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学问和正义的追求。丧期结束后，方孝孺再次回到宋濂身边，继续完成学业，为日后的人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展开剩余81%洪武十五年（1382年），经东阁大学士吴沉和揭枢推荐，方孝孺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机遇——被明太祖朱元璋召见。在廷对中，方孝孺凭借其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才华，写下了《灵芝甘露策》配资宝，文中他引经据典，阐述自己对治国理政的见解，言辞恳切，逻辑严密。朱元璋对方孝孺的表现颇为赞赏，肯定了他的才能，并让皇太子朱标重用他。然而，廷对结束后，朱元璋却并未立刻给予方孝孺重要官职，而是按照礼节将他遣送回去。此后十年，方孝孺隐居田园，潜心著述。在此期间，他虽然远离朝堂，但心系天下，通过写作表达自己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，其作品也逐渐在文人雅士中流传开来。
然而，命运似乎总爱捉弄方孝孺。他因仇家的牵连被逮捕到了京城，面临牢狱之灾。但幸运的是，当明太祖看到他的名字后，想起了曾经那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，便下令释放了他。洪武二十五年（1392年），方孝孺再次被举荐到朝廷。此时的他，满心期待能够施展自己的抱负，为国家效力。然而，由于他与明太祖的治国主张存在差异，朱元璋并未重用他，只是授予他汉中教授之职。虽然官职卑微，但方孝孺并未因此而气馁，他在汉中认真讲学，将自己的学问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，受到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。
汉中与蜀郡相邻，当时正在蜀郡的献王朱椿听说了方孝孺的贤名，便聘请他为世子师傅。方孝孺欣然前往，在蜀郡，他时常为世子讲经论史，以自己的学识和品德影响着世子。朱椿对方孝孺十分敬重，将他读书的地方称为“正学”，这也成为了方孝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。在蜀郡的这段时间，方孝孺不仅在教育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，也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，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积累了经验。
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明太祖朱元璋病逝，其孙朱允炆即位，是为建文帝。建文帝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对方孝孺的学问和人品早有耳闻。即位后，他立即召方孝孺入朝，任命他为翰林院侍讲。方孝孺因此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，他深感建文帝的知遇之恩，决心全力辅佐新君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。
次年配资宝，方孝孺便被提拔为侍讲学士，成为建文帝的重要谋士。建文帝对他极为信任，国家大事常常向他垂询，命他批答朝臣奏章和起草诏书。方孝孺也不负所望，凭借其深厚的学识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，为建文帝出谋划策，在朝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此时的方孝孺，不仅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，还担任了修撰《太祖实录》和《类要》等书的总负责人，他以严谨的态度和专业的知识，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。
在任职期间，方孝孺对洪武朝的政制进行了一系列整治。在政治上，他主张实行重德省刑，认为统治者应该以道德为准则，减少刑罚的使用，以达到社会的和谐稳定。同时，他还进行了更定官制的改革，对官职进行重新制定和更改，以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。在这次改革中，方孝孺的官职也改为了文学博士。在经济上，他采取了均免赋役和限僧道占田等措施，旨在减轻百姓的负担，抑制土地兼并，促进经济的发展。建文帝深受儒学濡染，与方孝孺以仁义治国的思想相契合，对这些改革给予了全力的支持。方孝孺也因此得以大展宏图，他希望通过这些改革，打造一个理想中的仁政盛世，让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。
然而，就在方孝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努力时，一场巨大的危机悄然降临。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秋七月五日，燕王朱棣以“靖难”为名举兵造反，一场叔侄间的皇位争夺战就此拉开帷幕。朱棣久经沙场，军事才能卓越，燕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很快便对建文帝的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。
面对燕王的叛乱，方孝孺坚定地站在建文帝一方，他义愤填膺，为建文帝出谋划策，试图力挽狂澜。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他之手，他在文中痛斥朱棣的反叛行径，言辞激烈，从舆论上对燕军进行打压。他希望通过这些檄文，唤起天下人的正义之心，共同对抗燕王的叛乱。在军事策略上，方孝孺也积极建言献策。建文三年（1401年），燕兵攻打并且占领了大名府，朱棣上书请求召回诸将罢兵。方孝孺上表建议暂时答应燕王的要求，再派遣辽东的将领进攻永平和真定，趁燕王回救时，再行抓获。建文帝认为方孝孺说得有道理，便让他起草诏书。然而，燕王并未听从诏令，继续进攻。
同年五月，燕王再次派遣使者上书请求建文帝退兵。建文帝准备答应燕王的请求，但方孝孺上书表示这只是燕王的缓兵之计，请求建文帝不要同意。于是建文帝便下令杀了来使，以此来表达与燕王的决裂。而后，燕军进攻沛县，将运输粮草的船只烧毁。面对这一局势，方孝孺颇为忧虑，他深知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，还在于人心的向背。于是，他打算通过离间燕世子朱高炽和其弟朱高煦来使燕军内乱。他将此计禀告给建文帝后，便指派锦衣卫千户张安前往北平，将带有皇帝玺印的信件交给了朱高炽。然而，朱高炽并未拆开信件观看，而是直接连人带信一起交给了朱棣，方孝孺的离间计就此宣告失败。离间计失败后，方孝孺写下《闻鹃》一诗，表达了自己无能为力的愁苦，但他并未放弃，依然在为保卫建文帝的统治而努力。
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五月，燕军打到了长江以北，局势越发危急。朱允炆下令召集四方军队，方孝孺感觉情况紧急，提出要用割地的方式拖延时间，并建议同燕军在长江上作战。于是朱允炆命令众将领将战船集结于长江，但由于将领陈瑄叛变，燕军顺利渡过了长江。此时，朝廷中人心惶惶，有大臣进言暂时放弃京城，但方孝孺坚持守住京城等待救援。他认为京城是国家的根本，一旦放弃，将人心大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，局势并未如他所愿，同年六月十四日，燕军攻破京城，建文帝葬身火海，方孝孺也被关进了监狱，他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燕军攻破京城后，朱棣登上皇位，是为明成祖。朱棣深知方孝孺在天下文人中的威望，他希望方孝孺能为他起草即位诏书，以安抚天下人心。于是，他派人将方孝孺从狱中召至宫中。方孝孺被召至宫中后，便开始大哭，哭声悲恸，响彻宫殿。朱棣见状，亲自上前安慰他，并表明自己只是想效仿周公姬旦的做法来辅佐成王。然而，方孝孺并不买账，他责问朱棣成王在何处，朱棣表示朱允炆已经死去。方孝孺进一步逼问为何不拥立成王之子，朱棣却表示二皇子尚且年幼，无法亲政，国家需要年长的君主。方孝孺便再次逼问为什么不拥立成王的弟弟，朱棣却以家事为由拒绝回答。
沟通无果后，方孝孺更是表示自己至死都不会帮朱棣起草诏书。朱棣勃然大怒，他威胁方孝孺说：“你不怕我灭你九族吗？”方孝孺毫不畏惧，毅然回应道：“便十族，奈我何！”朱棣被方孝孺的强硬态度彻底激怒，他下令将方孝孺斩首示众，并决定诛其十族。所谓十族，除了方孝孺的九族之外，还包括他的门生故旧。这一刑罚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，其残酷程度令人发指。
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（1402年7月25日），方孝孺在写下了绝命词后，从容赴死，时年46岁。他的绝命词中写道：“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，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。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，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？鸣呼哀哉兮庶不我尤！”从这些词句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正义的坚守，以及对奸臣得计的悲愤。方孝孺死后，其门生廖永忠的孙子廖镛和他的弟弟廖铭将方孝孺的尸首收殓起来，葬于聚宝门外的山上。然而，这场血腥的屠杀并未就此结束，方孝孺的妻子儿女也先后自杀，其亲友和门生也多有因其而死的，共计八百余人遇害。
方孝孺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心中的忠义与气节，他的英勇就义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壮事件。他的事迹被后人广为传颂，成为了忠诚与正义的象征。虽然他的著作在永乐年间被列为禁书，收藏者甚至会被处死，但仍有人冒死收藏，使他的文章得以传世。他的《逊志斋集》等作品，展现了他“以道事君”的政治理想和卓越的文学才华，其文章风格纵横豪放，出入于东坡、龙川之间，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方孝孺的一生，是为正义和理想而奋斗的一生。他在权力的漩涡中，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，宁死不屈，展现出了高尚的气节和伟大的人格魅力。他的故事配资宝，让我们看到了在历史的洪流中，一个人对正义和忠诚的执着追求，以及为了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勇气。他的精神，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在面对困境时坚守信念，勇往直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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